不幸的是，2018年以来的资管新规负面影响很大：一是切断了影子银行业务。

还要注意的是，考虑到乘数作用，也就是说增加了900万人的就业，增加了4500亿的收入，这些收入的大部分会用于消费，消费的扩大又会带动其他行业的增长。《21世纪》：为让资金直达市县基层、直接惠企利民，在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时应当注意哪些方面，确保资金落到实处？ 杨伟民：在建立特殊转移支付机制时，我认为需要加强财政纪律，加强监督，加强审计。

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也特别强调要确保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未设定2020年全年经济增速具体目标，并提出今年财政赤字规模比去年增加1万亿元，同时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中国有2000多个县级单位，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在淡化GDP增速的前提下，如何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2万亿的资金将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基层政府收支矛盾问题？如何评价两新一重在扩内需中所起到的作用？如何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5月22日，中财办原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就上述问题进行解读。今年拟安排地方政府专项债券3.75万亿元，而且是重点支持既促消费惠民生，又调结构增后劲的两新一重建设。

投资效率最关键的就是要看项目是否符合未来发展大势。按照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约40%计，收入增加4500亿，GDP总量就会增加1万多亿，相对于去年的GDP来讲，就是至少增长一个百分点。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鼓励银行合理让利，你预计这对小微企业的实际援助效果如何？如何缓解中小微企业融资贵问题？ 杨伟民：小微企业既面临税费成本高、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也面临融资贵的问题。

同时也确实有必要给地方更大的自主权。银行让利主要让利给中小微企业 《21世纪》：中小微企业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受到重大冲击。如果融资成本过高，短期可能中小企业解决了流动性，但长期看负担加重，可能面临坏账的风险。银行怎么让利？让给谁？我认为应该主要让利给中小微企业。

上述2万亿元全部转给地方。此外近几年加大了减税减费力度，财源相对过去来讲也确实有所减少。

我是非常赞同不提GDP增速目标，转而更加突出就业，突出民生，突出保市场主体等政策目标。当前经济受到疫情冲击，虽然国内防控疫情取得重大战略成果，但是国际疫情大流行对我国经济造成二次冲击，影响我国贸易。这次是通过创新性的做法，资金不再层层下拨，能够以最快的速度用于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提高了财政传导机制的效率。所以，扩大就业其实就是带动增长，两者相互关联

所以，下一步中国就必须要通过特别国债特殊转移支付机制，直接将资金下放到市县基层，通过基层的信息掌控的情况来进行救助工具的创新，从而使一些个体工商户、农民工和一些边际人群能够得到疫情的救助，从而实现六稳的目标。今年中国吸取了过去4万亿刺激计划里所出现的，地方由于运转压力所出现的债务化和债务隐性化问题。我认为这些影响是可以克服的。基层运转目前遇到的核心问题之一是，由于疫情和经济下滑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导致地方的收支压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整个运转的难度也前所未有。

那么这些新增的财政从哪来？第一，今年预算赤字从去年的2.8%上升到今年的3.6%以上，这个调整提升了1万亿左右的财政规模。十四五期间要更加注重社会导向和民生导向 我认为十四五期间有几个很重要的方面要注意，第一，中国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必须在经济增长、居民收入上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进入专题： GDP增速 失业率 。因此，今年中国在政策设定上必须要采取一些超常的政策举措。

我们可以做个最简单的算术，1000万的待救助人口，假定他们的基本参数是4000元，即使通过资金发放，也只需要400万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疫情对这三个方面会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考虑到这些影响，中国将在原来所安排的今年全面脱贫的步调基础上，再适度提升一些工作力度和扶持力度，来对冲目前脱贫攻坚新的一批任务和新的形势。同时，中国可能在非税收入和基金类上面有一些政策安排，从而使财政的增长速度与六保目标相吻合。因为目前中国要保证失业率不超过6%，同时不出现大面积经济主体的倒闭的现象，那么必须要有相应的赤字率增长。难度比较大的、更加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制度、机制、体制持续性的实现脱贫。

因此，中央通过特别国债转移支付机制，使地方的财权和事权在这个特殊时期的匹配性全面提升，从而避免地方重蹈过去的覆辙。中国今年的贫困人口有551万，由于疫情的影响，导致返贫和难以脱贫的人数在420多万左右的规模。

第四，十四五是中国社会转型加速的时期，处于农民工的市民化，还有城市群以及城市布局、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公共卫生的建设方面的变化时期。中国以往是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从而导致了一些特别事件时，出现地方债务和隐性化，这两种变化实际上对于中国整个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市场秩序的完善都不利。

这需要我们在民生建设上有系统性的规划，在收入分配公平正义的建设上面要有很好的把握。所以，以上所救助的这几个方面，如果要真正做到位，同时抵御下一步疫情防控和外部经济冲击等多重下行力量，实际上，1万亿的规模基本能达到目标。

对中小微企业传统的救助手段从疫情发生以来，这几个月已经进行了全面的实施，但是在评估政策效果时就会发现，这些传统救助手段的浸透性不强，小微企业和城市个体工商户的获得性并不是很高，因为通过传统的方式很难浸透到这个层面。因此，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不设定具体的GDP增长速度目标，与社会上的预期是一致的，也是社会民意的体现。第二，保证基层的运转。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没有提出全年经济增长的具体目标，我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今年5月份之前，社会各界已经对是否要设定全年经济增长目标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因此，我们必须在对于稳定、提升我们的产业链、价值链有一些很好的想法，在对卡我们脖子的技术上要有一些很好的战略举措，从而摆脱西方主要经济体对中国战略性的遏制和围攻。当然，我们不凸显这个4%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中国是以问题导向、风险导向来进行布局的，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一些结构性的变化，我们今年选择不凸显GDP增长目标，而是在以保促稳、以稳促进的原则下推进今年的经济发展工作。

今年在新增就业人数、物价水平、财政支出等等都有相应的具体目标，所以，不设定GDP增长速度不等于我们没有目标。第二，这是一个新旧动能转换、结构转换的关键期。

我认为，今年实现脱贫目标的问题不大。因此，十四五是弥补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一个重要的节点，所以要更加注重社会导向和民生导向，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认为1万亿的抗疫特别国债有两个核心作用，第一，通过专门的转移支付机制，充分救助民生，特别是受疫情冲击影响比较大的社会主体和经济主体。今年在疫情的冲击下，中国经济以及世界经济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强调底线管理，而不宜凸显出具体的数字目标管理。按我的测算，要实现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以上、调查失业率为6%的目标，GDP增长速度要达到4%左右才能达成。第三，十四五期间是大国博弈的核心窗口期。

这也就是说，今年总体中国可能要考虑接近1000万的人群救助。所以，为了更好地实施六保，中国就不必简单地制定一个GDP增长目标，而应当以六保作为着力点。

一方面通过疫情救助的专项资金对低收入人群和特殊人群进行救助，同时，也可以通过加大扶贫的力度，对这些人群来进行救助，通过加强对这些区域农民工的返工复工、重点项目、产业扶贫的运转，应该能够完成中国原来既定的脱贫目标。第三，不设定GDP增长目标不等于我们没有目标。

因为中国要完成六保特别完成保就业的目标，必须要有一定的GDP增长速度作为依托才能完成。因此，财政一方面要担负起疫情救助的功能，一方面要担负起经济复苏、经济稳定的功能。